潘瑾惠_介紹
108年/亞東醫院器官捐贈協調師/潘瑾慧
只要你願意付出,不要小看自己的可能性,你都能成為你想要的自己。

Pharmixperience感謝瑾慧學姊的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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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文負責人:北醫藥學系/顏子軒

MY POINT:

你聽過器捐協調師嗎?

這次透過《生死接線員》器捐協調師潘瑾慧的專訪,帶你深入認識在器官移植中穿針引線、以命換命的重要角色。

WHO

我是亞東醫院的器捐協調師潘瑾慧,在《生死接線員》這齣公視劇中擔任醫療顧問,在這個領域已經有十三年的時間,過去在臺大醫院服務,目前則是亞東醫院服務十年的時間到現在。

Q:器捐協調師的主要工作是什麼?

「器捐協調師」在這齣職人劇出來之前,社會大眾可能對這個職業還有些陌生,協調師工作內容主要是在病患符合捐贈條件時,醫師會啟動通報並且告知病患狀況,好讓我們團隊評估病患是否適合做捐贈,再向家屬說明器官捐贈、腦死判定流程以及陪伴安撫家屬的情緒等等,若家屬同意捐贈後,再執行器官分配及協調醫院內或是醫院之間等待的受贈者,提供器官能留給更多人的可能性。器捐協調師這個穿針引線的工作,目前根據統計全台共有52位,以及兼任的社工師10位,醫學中心基本上會有器捐協調師的編制 [註1]。

Q:器捐協調師平常會遇到什麼困境?劇中又是如何呈現的?

過去我在台大三年的期間總共換了六個同事,我想原因是這份工作會需要承擔很多隱形的壓力,時常面對喪親的家屬,承接很多悲傷的情緒,有時候會投射到自己的生命經驗裡,自己也會感到難過。所以三年換了六個同事這樣的現實,甚至還被人力銀行說可以給我們一整年的VIP,就不用每次找人都還需要重啟工作職缺,畢竟在臺大醫院這個頂級的招牌下還會找不到人,就可以想像這份工作有多少的困境需要突破。

而我認為最核心的關鍵是,這份工作對於「器官捐贈」這件事一定要有充分的認同,並且要把「無常」這件事情放在心上,因為整個流程中,可能會因為一句話,或是別人的一個想法,家屬就直接說「我可不可以不要捐了?」,而導致忙碌兩三天的工作直接喊停,而身旁的耳語就像劇中用三個太太來詮釋,在現實中就會是三叔公六嬸婆的角色,其實這些人都是為了當事人好,只是表達愛的方式不一樣,當下除了要能夠自我調適外,也要有動力繼續堅持下去。

而在劇中也有提到器官捐贈的理念,我認為這是一個從認知信念,進一步轉化成行動的過程,當事人要簽署「器官捐贈同意書」時,必須要充分了解這件事,才能夠做這個決定,並且它不只是一個人的事情,而是需要向家人、親愛的人去溝通,這才是最重要的一部份,也是劇中最想傳達的事情。

在臨床上時常會遇到家人反應說,不知道自己的孩子有簽署這份文件,質疑是不是醫院器官短缺的一個說法,甚至是家屬不清楚什麼是腦死、什麼是植物人,這時就必須花很多時間向他們解釋,因為對家屬來說,在這個沉重的時間點,悲傷的情感經常卡在理性的醫學知識前面,他必須要在短時間內消化和接受,對他們來說非常具有挑戰性,在《生死接線員》這部劇中,每一集都有埋下一些疑問、困境或是衝突,有時候沒有標準答案,也沒有標準的處理方式,這個方式可能在A家庭適用,在B家庭卻會呈現完全不一樣的反應,我們希望透過這部劇,讓台灣的社會有器官捐贈的意識或是關於生死更深入的討論。

呈現醫療劇的難度在於,醫療與戲劇之間往往會有很多衝突與差異,在這之中也會出現很多的折衷。這齣劇得來不易,從一開始劇本的發想就修訂過很多版本,公視也因為議題的難度和製作時間一度想撤案,但是機會難得,最後選擇堅持拍下去,並且在兩個月的時間密集地與我們醫療顧問進行討論,多一雙眼睛來檢視醫療劇所還原的臨床現場,尤其器官捐贈是一個很細膩的決策過程,家屬的情緒轉折是一個時間很漫長的歷程,而劇中勢必得在有限的集數中抓住重點、拋出反思的議題,並且吸引觀眾的目光,這就是醫療與戲劇需要權衡的部分。
WHY

Q:為什麼從護理系畢業後,會想要踏入器捐協調師的領域?

一開始工作是在振興醫院當護理師,當時在還沒有健保的情況下,很多人在等待心臟移植前,都必須先繳一筆保證金。當時我記得在一個聖誕夜的前夕,接到一通電話說有機會做心臟移植,我當時是臨床護理師,需要幫病人做移植前的術前準備,在等待進手術台時,當時的器捐協調師突然進來說:「很抱歉,我們接到通知說今天的心臟移植取消了。」稍事安慰病人離開後,現場就只剩下我和病人家屬,他們的心情瞬間從天堂掉到谷底,情緒在那一刻爆發,跪在我面前哭著說:「那下一個機會在哪裡,我們到底還能等多久?你們難道不能夠再去試試看,有沒有什麼轉圜的餘地嗎?」

那時候我就會想到,其實有一個捐贈是非常不容易的,像是我們平常在等公車、等考試放榜,或是等男女朋友下班時,都一定會有一個終止的時間點,可是器官移植沒有,並不會知道時間什麼時候會到,而且終止的原因可能是成功等到捐贈了,也可能是蒙主寵召,一輩子都等不到了。

當下的我就覺得,如果有朝一日我可以跳到前面的器捐協調師,更深入的了解要如何幫助這些家屬,我一定要試試看這份工作。後來可能也是生命帶領我,注定要走向這條路,臺大醫院有機會開了這個缺,即便是附屬在「器官勸募網絡計畫」下,而不是台大正式聘任的公職,當時履歷海選也有四百多封,需要一關一關的面試,但是不是公職對我而言影響不大,我只是想知道這份工作對我而言是不是真的適合。

經過一關一關面試後,就到了最後一關遇到我前老闆,現任台北市長柯醫師,當我以為他要問我履歷相關的題目時,他竟然問我:「你是藍的還綠的?」,我那時候雖然心裡很傻眼,但還是很正經的說:「我以為器捐協調師只要認清楚是非黑白,我不知道藍綠有這麼重要」,他一秒鐘頭就抬起來說:「很好,你沒有被問題給框架住,而且敢表達自己的想法很重要」,他也認同我過去有照顧過器官移植病患這件事,於是就讓我在台大醫院試試看,希望時間可以歷練我,不要被制度淘汰。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幸運的過程,可以從後端跳到前端來,看整個脈絡上到底有什麼可以再付出的地方,當時踏進台大其實也像誤入叢林的小白兔,完全不知道叢林有多險惡、水有多深,而我也是在台大愛滋事件之前就離開了,因為當時制度上面其實有很多的困境,像是我們原本是四個人的缺,我是第三個進去的,前面兩個只有早我半年,所以他們自己也是還沒有站穩腳步,就要再多一個新同事。很多時候也會遇到同時有兩個地方都需要人力去支援器官捐贈協調的工作,手機一響,就馬上被派到各地的合作醫院去,以合作的馬偕醫院為例,最遠從淡水、台北、新竹到台東都是你的管區,所以當時隨身會帶一個盥洗的小背包,以備不時之需。

當時最長的紀錄是七天沒有回家,前面兩天到花蓮辦完推廣活動後,飛機剛到台北,出了機場,準備叫計程車回家時,電話來了,那個時候是高醫附設醫院打來的電話,他們院內通知說現場有家屬對器捐不排斥,你要不要來跟家屬協調看看,那時就直接跟計程車說現在改去高鐵站,到高雄後就做了三天的器捐流程,結束後正準備看高鐵要訂票回去時,台東馬偕的電話來了,改訂南迴的台鐵票到台東,最後才從台東坐飛機回台北,也因為當時在台大是完全的責任制,不用打卡上下班,所以才會有這麼爆肝的過程。
HOW

Q:進來亞東醫院時有遇到什麼印象深刻的事情嗎?

當時來亞東醫院面試的時候蠻有趣的,因為器官協調師主要是護理部的管轄範圍,而護理部主任正好是一個嚴厲的鐵娘子,面試的時候連人都不會看,就是都低頭看著履歷,我當時甚至只看的到她的眼影,卻看不到眼睛。

她就問我:「你覺得你在亞東醫院可以做多久,前面的人一個做六個月就走,一個做三個月也走,中間還空窗了三個月,我看這個位子好像有沒有人做都沒關係!」

我當時就說:「報告主任,我不確定在亞東醫院可以做多久,但之前在台大醫院做了三年,如果亞東醫院可以給我一個合理的工作環境,我相信不只是三年、十年或三十年,我希望可以做到亞東醫院退休」

當時主任聽到我這麼一說,就突然抬頭看了我一眼,便說那很好啊,等你試用期過後,我再開始慢慢認識你,後來她知道我蠻很認真做事,在全國護理師節的時候,她就提報我參加全國護理人員的評選,服務奉獻獎及新北市第二屆護理傑出獎,最後我也很順利得到肯定,當時就覺得主任有看到協調師這個角色的重要性,以及認同器官捐贈的理念。我自己也認為協調師這項工作,必須非常認同器官捐贈這件事,才會有力量一直支持你走下去,對於熬夜或加班這些都是小事,更重要的是要能夠接住家屬悲傷情緒的球,並且適當的自我調適,不然這可能會是一個很虐心的工作。

Q:平常沒有捐贈案例的時候,會做哪些其它的工作呢?

器官協調師雖然是隸屬於護理部,但平常沒有捐贈案例時,我們不是做臨床護理師的工作,而是做其他的文書行政及宣導活動、醫事人員的教育訓練,以及民眾的推廣,像是我們會到外面擺攤,讓有興趣的民眾簽署器官捐贈卡,因為器官捐贈比較像是一個灑種子,而不是收割的工作,它通常不會是一蹴可及的,而是在民眾的心裡中慢慢發芽,等到真的有需求時,這個想法才會被觸發。

所以我們花很多時間去做民眾的推廣,可能是桐花節或是海洋音樂祭,都會去設攤,像當初貢寮海洋音樂祭是因為亞東醫院是新北市衛生局的友好醫院,希望我們能夠攬起社會推廣的責任,但醫院起初對於這種音樂祭的推廣不抱太大的期待,認為說在這麼歡樂的場合講生死這種嚴肅的事情,大眾並不會買單。

最後我們連續擺了五六日三天,竟然簽了總共300張器官捐贈卡,當時到了福隆沙灘的現場,為了增加輕鬆的氣氛和吸引人潮,就擺了「簽卡送海灘拖和浴巾」的宣傳,民眾當然會好奇是簽什麼樣的卡,我們就說是一張可以讓生命加值的卡,有些好奇的民眾覺得很有意義,或是之前有聽說過卻一直沒有機會接觸的,就會在現場聽我們解說和簽署,過程中遇到一家人來海祭玩,夫妻兩個看了之後覺得很不錯,也趁著這機會教育小孩,形容器官就像是你的玩具不玩了,可以分享給弟弟妹妹,如果自己的器官以後用不到,也可以分享給有需要的人一樣。

當然也遇到過一家人準備要簽的時候,公公婆婆正好也走過來看,正當我們覺得長輩會不會有反對意見時,兒子就主動的向他們解釋,出乎意料的是長輩們也願意贊同這樣的做法,所以我們做的推廣經常是一個機會嘗試,如果不踏出這一步的話,家庭中可能不會有溝通的契機。

之前社區辦闖關型式的篩檢活動,我們也會去設一關是器官捐贈,民眾的反應大多以為都是量血壓、血脂的相關檢查,聽到是器官捐贈的當下可能沒辦法立刻答應,我們也會建議他們回去跟家人和小孩討論,簽署器官捐贈不是急於一時,更重要的是討論的過程,才能對於「善終」有更好的共識,其實協調師的工作並不是以取得器官而存在,我們提供的是一個生命的選項,如果你眼中只有器官,會做的非常痛苦,就像醫師眼中只有病,沒有人一樣。

同樣也很容易被老闆盯著打,因為衛福部的器官捐贈計畫還是會有指標,能夠量化的指標只能是器官捐贈的個案數,還是會以成敗論英雄,我當時就跟老闆反應,我覺得器官捐贈如果一直講求績效是一件非常荒謬的事情,那我陪家屬掉的眼淚能夠算績效嗎?我需要拿一個瓶子來裝嗎?

像是今天假設十一點會客,一開始沒辦法直接切入器官捐贈,反而是要先聽家屬講他小孩的故事,可能一路就講到一點半,那中間的過程也要算績效嗎?當然沒辦法。所以我覺得器官捐贈是紮根,是做長期的教育訓練,後來更高的衛福部長官聽到這樣的建議後,甚至把所有事項都列為了績效。但也不是我們樂見的,因為很多時候器官捐贈是看緣分,可能一整個月都沒有成功的個案,原因可能是家屬反悔、可能是連討論都來不及病人就先走了,或是一整個月都沒有頭部外傷或腦死的個案,連想要去談的機會都沒有,更不可能去跟醫院或是其他家庭渴求個案。為了不讓整個過程淪為只看績效與紙上談兵,我更進一步做家屬關懷這部分,只有從人性面出發時,才會讓它回到人的真正價值。
AFTER

Q:擔任器捐協調師的過程中,有沒有遇過印象深刻的案例?

其實很多案例都是很刻骨銘心的,因為每個家庭做決策的點和悲傷歷程都很不一樣,像去年我就做過兩個案例是外籍做捐贈,一個是外籍配偶,一個是來台灣旅遊發生的意外。這位外籍配偶來台灣十年後結婚也育有小孩,但因為感情的因素過不去,所以才發生這樣的意外,而她的家屬是在泰國的北部務農,第一次出國辦護照就是來處理女兒的後事,其實對家屬來說是一件很衝擊的事情,家人間這十年的聯絡都是靠視訊,從來都沒有踏上台灣這片土地,而當時候我們是聯絡泰辦處,盡快地辦護照以及跑相關程序。

到了現場時,你可以想像一個從來沒有來過台灣的爸媽,對於所有東西都是陌生的,一看到自己的女兒躺在床上,當下一定很難接受,媽媽就是直接撲上去大哭,整個想要把她搖起來,我們在旁邊也很擔心儀器會被她扯掉,即使你知道她當下很難過,我們還是只能在旁邊陪著她,同時因為語言的隔閡,我們中間其實有透過翻譯,希望能精準地表達每個細節,包括女兒目前是腦死的生命末期、今天意外是如何發生、檢察官的程序、病情的解釋到簽署器捐同意書,每個面向都需要很小心地去表達,同時要顧慮到家屬的感受和醫療的精準度之外,還有器官一分一秒都在衰竭的時間壓力,因為前面為了讓家屬來台灣已經花了很多時間,他們能夠做決策的時間也很壓縮,後來更進一步將器捐同意書翻譯成泰文,希望在口述和文字上,都是透過他們的母語能清楚地了解,即便器官捐贈都會有SOP的流程,但我們還是都會「換位思考」在家屬的需求上,為他們做些微的調整。

器捐師的工作看似非常的雜,實際上是因為要做全盤的考量,甚至包括臨床的護理師可能會覺得為什麼這對家屬在會客時間上有特權,但我們只是希望在他女兒生命的最後階段,能夠再給他們多一點時間的陪伴,後來也簽了同意書,將所有的器官分享到台灣有需要的醫院,偕同的檢察官在整個過程也幫忙很多,在翻譯、親屬認定與協調的過程中,很柔軟的體恤到家屬之間生離時別的時刻,他也很認同我們將同意書翻譯成泰文的重要性,而我們協調師則是在需要在每個環節很嚴謹的把關,才能讓流程很圓滿的結束。

媽媽最後也告訴我們說,她的女兒很喜歡台灣,就算走到生命盡頭還是希望他留在台灣,在天上看著自己的孩子長大,而家屬大多也會好奇器官會捐給誰,但目前法律的精神是不會讓受捐雙方知道彼此是誰,我們後續會用卡片的情感傳達,讓他們知道說,他女兒的愛真的有在台灣繼續延續下去。

另外一個故事也是泰國人,來台灣旅遊時發生意外,而泰辦處也覺得他們從來沒有處理過器捐這樣的個案,突然在短時間內就遇到了兩個,只能說有時候因緣俱足它就發生了,後來病患的爸爸來台灣時,泰辦處就比較有經驗,爸爸隻身來台灣其實是非常慌張,因為小孩沒有任何的健保,在外院時就已經積欠了幾十萬自費的醫療費,我們也收到通知說病人有很嚴重的肝衰竭及感染,已經呈現茶色尿的狀態,當下就需要立即判斷有哪些器官還有捐贈的可能、適不適合轉到我們院區,甚至是如果捐不成要負擔的風險等等,而我們的立場都是支持家屬的想法,如果家屬有捐贈的意願,我們就會盡力完成心願,確定要轉院時我們甚至還很緊急的寫了一個簽呈給院長,並且在一天內就火速地跑完,後來轉來亞東醫院後也替病人打了一個星期的抗生素療程,並積極維持生命徵象與電解質平衡,最後是肝衰竭拉不回來,只能捐贈心臟、腎臟等其他器官。

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是,手術前要送開刀房的一個告別時刻,當時翻譯還沒趕來,我看著爸爸握著女兒,摸著他的頭,說著我聽不懂的話,後來他又看著我講了一串我聽不懂的語言,當下我就嘗試去理解一個爸爸在女兒的生命末期,想為她做些什麼,看著他摸了頭髮,又摸了指甲,我才想到難道是想為女兒整理頭髮和剪指甲嗎?為了幫助他完成最後一個願望,我就立馬衝去借了剪刀和指甲刀,看著爸爸用很生澀的動作在幫女兒梳妝打扮,可能是從小到大第一次這麼做,後來還將頭髮剪了一束和指甲放在夾鏈袋中裝好。後來翻譯趕來之後才知道,泰國佛教的習俗是,會把小孩的頭髮和指甲帶回去祈福,我才深刻的感受到,即便有著語言的隔閡,還是想辦法觀察家屬的想法,設身處地的完成他們最後的心願,即使是這些很小的事情,在生命末期對他們來說依舊是很重要的事情。

如果你要問我一個很印象深刻的案例,我沒有辦法講出一個最刻骨銘心的,因為我覺得每個對我來說都很重要,像是我們也有遇過生命無常的事情是,家屬在我們醫院不只捐了一位,那他為什麼會願意再度捐贈,就是對我們有一定程度的信任,在整個捐贈的過程中,讓他覺得做這件事情是好的,並且在往後的悲傷歷程中有一個支點,讓他在走這個歷程時有一個信念,不管是完成當事人的心願,或者是讓他用他的方式留在世界上,對於他們來講,都是圓滿的。

有一個家屬捐了家中兩位長輩的器官,當下第二次遇到他時,其實我已經認不出他,因為服務了總共兩百多的個案,我沒有在第一時間就知道這個是誰的爸爸媽媽,直到他提醒我說,他之前的哪位長輩也是我服務的那刻,我才覺得有些失禮。雖然沒有在第一時間連結起來,可是他講的故事再度讓我回憶起,當時的家屬捐了眼角膜,我跟他詳細地講傷口會如何細緻的處理,手術外觀看起來會怎麼樣等等,所以那時候他說他簽同意書時完全沒有罣礙,也完全相信我們的專業。

後來當他的爸爸年邁,家屬也想詢問是否可以做捐贈,但因為爸爸的年紀比較大,眼睛周圍會有「老人環」的部分,導致能捐的範圍不夠大,後來則是捐了皮膚,我認為不管捐什麼器官,我們對家屬的心意都是一樣,家屬的貢獻也一樣,因為很多時候,可能人家會說捐器官就是救命的行為,捐皮膚感覺不是,只能作為燙傷的敷料,但我認為捐贈就是一個善心,透過這個善念,不管捐多捐少,都是一個很大、很欽佩的勇氣。有時候大家也會覺得器官捐贈有年齡上的限制,其實並沒有,主要是當事人的意願和家庭是否支持的共識,只要你願意捐,我相信以現在醫學的評估下,或許都是有可能可以做捐贈。

最後一個故事是一位媽媽,五年前她先生做了捐贈,五年後孩子又發生了車禍意外,所以對於家屬來講,她是一個喪偶又喪子的媽媽,生命的輪番打擊,其實要做任何的決定都非常困難,那時候送到亞東醫院急診時,我接到通知就很快的趕到現場,主治醫師在電話也說病人狀況不好,可能撐不到隔天做腦死判定,器捐師需要趕快來判斷以及和家屬討論。趕到急診時才發現那個家屬是我認識的,五年前做的捐贈雖然不是在我們醫院,但是這麼多年來我們都有參加家屬活動,所以都會認識彼此。當下我看到她真的是一秒眼淚就快掉出來,我想說怎麼會在這麼短時間又發生這樣的事情,而且主治醫師當場急救無效時,是等到我們協調師趕到後才敢跟家屬說。

走進去看到病床上的年輕生命,想到多年前家族活動他也有參加,心裡頭真的很難過,再想到家屬的心情時,我更覺得不能讓他們這樣陷下去,所以我先到外頭跟家屬說明急救後的狀況,再陪護理師整理他的傷口和妝容,當時摸到他的頭髮沾滿血而凝結後,我第一個想法就是要馬上用熱水整理好,再引導病陪伴媽媽看孩子時,她們第一個動作就是先摸他的頭,告訴他媽媽來了,我則好險剛剛有仔細注意到這個部分。

如果問我協調師的工作是什麼?我可能沒辦法用精準的文字告訴你,因為有太多人性的面向要去考量,後來跟這位家屬還是有很緊密的聯絡,包括媒體對於這起車禍意外的不實報導,我們都有陪家屬做後續的協助和反應,協調師的工作不只有整個捐贈工作流程的掌握,還包括家屬的情緒和後續悲傷歷程的關懷,當然也都會影響到自己生命的某些層面。

Q:器官協調師這份工作對你的人生有什麼影響?

這份工作是二十四小時手機不能關機,必須隨call隨到,有可能今天跟男朋友約會,在威秀影城排了電影票,買了爆米花在手上,進去才剛開始看預告時,電話就響了,或是買了很貴的舞台劇,剛看完第一個橋段,去排隊上廁所的時候,電話就響了,還是得馬上回醫院。

因為它必須是你人生順位的優先,這就需要看你的家人能不能接受,像是我的同事在母親節剛上高鐵要回去,電話就響了,我也只能盡量跟他說,我先暫時控制住現場,等他陪媽媽吃個飯後再回來。我們跟同事也都會培養一定的默契,只要能互相cover的都會盡量幫忙,但遇到比較緊急的時候,還是得馬上趕回醫院。

而且器官協調的個案數也很不一定,有時候可能一段時間完全沒有,有些時候則是兩天連三個來,他就是老天爺給你的一個機會,幫助這些家屬完成最後的心願,而我自己也很相信緣分,相信這些捐贈者是因為信任我們,才會在這個時間點發生這樣的事情,但我每年還是會很任性的做一件事情,就是把手機交給老闆,規劃一個陪家人的出國自助旅行,就不再需要隨call隨到,我覺得這樣的人生調適才有辦法支持我的工作和心態。

Q:捐贈者跟受贈者的家屬會有什麼樣的交流嗎?

當初保障雙方的精神是秉持著,捐贈與接受的雙方並不會知道對方是誰,但是很多家屬也都會好奇,希望進一步關心受贈者過得好不好,目前的方式是透過匿名的卡片或禮物做轉達,像是亞東醫院在每年五月的第三個星期六,也會辦器官捐贈的懷恩節,數字「五三六」代表的意思是「I Thank you」,我們會邀請捐贈與受贈的雙方家庭參加,在會場就會看到有一群人因為器官捐贈獲得重生,當然不會一對一的知道是誰,而是用一群人互相感謝的概念去感恩。

但還是會有家屬非常想知道是誰,在劇中其實也有提到這一點,如果真的讓彼此相識的話,其實會有很多潛在的、無法評估的面向,所以才沒辦法貿然地讓彼此見面,但很有趣的是,其實有許多受贈者是知情的,因為我們醫院有一面懷恩牆,例如在這個月受贈者接受到一個心臟,他便會去牆上比對時間點猜是哪位捐贈者。

有一個印象深刻的故事是,一個媽媽十年前接受了心臟移植的捐贈,整個人重生後,便到了醫院做志工,同時也做了器捐的志工,並且把這條命視為亞東醫院給他的,他希望有生之年也能夠奉獻給亞東醫院。但他也非常堅持地想知道捐贈者是誰,認為說如果這輩子沒辦法親自向他感謝的話會留有遺憾。後來剛好有一位早年捐贈者的爸爸,因為疾病的關係,急診進來後連做手術的機會都沒有,當下病人已經是沒有意識的生命末期,而我們其實也知道這位爸爸的兒子,就是那位媽媽心臟的捐贈者,在這最後的機會,我開始問自己要怎麼做比較好?

我當下便覺得是老天給我們的一個機會,經過我們十年的評估,對於心臟移植的受贈者有了基本的認識後,認為基本上是很良善的,並且只是單純地想要表達感謝,我們就以一群捐贈志工的名義,在會客時間向捐贈家屬致意,會客時間結束時,我就陪著這位志工媽媽在病房,看著躺在病床上的爸爸已經沒有意識,但這位志工媽媽就握著他的手說:「我是你兒子的心臟受贈者,我來幫你禱告,我希望你可以撐過這一關,如果真的沒有辦法的話也沒有關係,爸爸你放心,兒子在這邊送你最後一程」。

我認為雖然這是一個捐受見面的案例,但在很小心的評估,加上因為一方已經沒有意識,嚴格說是單方面見面的情況下,如果沒有給這個媽媽最後一次機會,以後也一定沒有辦法了,後來她也很感謝我們,她許了十年的願終於成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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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如果對於器捐協調師這份工作感興趣,會給後輩們什麼建議嗎?

第一個是命要夠硬,要耐得住寂寞,並且忍得住悲傷,就像是這齣劇開拍前,可能有很多社會大眾是不了解這份工作的,有時也必須承受同事的壓力,因為當有捐贈個案時,整個臨床工作會變得非常忙碌,你要啟動流程時,包含要請醫檢師為病患做檢驗及移植配對,要請醫師協助腦死判定等等,在臨床上會對醫事人員有很多額外的負擔,白天的時候人手足夠可能還應付得來,但如果病人在半夜時狀況不好,必須在半夜三點進行腦判時,就得馬上聯絡醫師,在半夜三點把他從家中的被窩中挖起來,協助腦判後才能繼續執行器官捐贈的流程。

當然也遇過有些醫師是不夠認同器官捐贈這件事,便會委婉地拒絕你,或是直接掛掉電話,甚至是來到臨床現場時,用眼神、口氣或是一語不發的方式刁難我們的同仁,讓整個氣氛僵在那裡,做完腦判程序後袍子一丟就走人,在這種情況下只能建立自己周遭友好的醫師,願意認同器官捐贈並且協助我們的醫師,或是提早跟主任提醒今天可能會有捐贈的個案,請他聯絡比較有空的醫師。

另一個情況像是我們之前做小腸移植時,檢體是半夜兩點才送來,因為器官有時效性,我們還是得在半夜聯絡醫檢師協助交叉比對,才能在隔天早上進行捐贈手術,在結束流程後,我們也會回饋給各科,感謝他們在捐贈流程的幫忙,其實也會遇到很認同我們的醫事人員,覺得我們反而是最辛苦的,並且知道說每個捐贈者都是得來不易的,是多少人用了各方的資源才能完成捐贈這件事。所以協調師還有一個關鍵的地方在於,要如何讓身旁的夥伴願意很盡心地幫助你,而不是帶著被強迫的心態來完成這個使命,對我來說才會是完美的流程,也就是劇中所說的圓滿,在器官捐贈的流程中,沒有任何人受到傷害,才是真正的圓滿。

「只要你願意付出,不要小看自己的可能性,你都能成為你想要的自己。」—器捐協調師 潘瑾慧